然而，趙衛(wèi)東知道，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事實是。
其實在“廣場協議”升值的“黑名單”上，除了日元外，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英鎊也赫然在列。
當然在所涉及四國中，德國和日本最具有可比性。
這是因兩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敗國，制造業(yè)都對兩國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兩國的經濟在戰(zhàn)后增長都很快，并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前相繼成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
“廣場協議”中明確規(guī)定。
不僅是日元，德國馬克、英磅、法郎也應大幅升值，事實也是如此。
回顧一下歷史，看看“廣場協議”前后。
日元、德國馬克、英磅、法郎對美元的匯率變化，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短短的兩年內，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幅度超過50％，對于英鎊和法郎的貶值也接近50％。
當然升值幅度最大的還是日本、徳國。
日元兌美元到1987 年年底時已接近升值 100％，但是并非僅有日元升值，德國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本還升值得更多，達到101.27％。
到1988年后，德國馬克的升值率。
相比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與“廣場協議”簽訂時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達到70.5％。
zj;
為何廣場協議只拖垮了日本？
由此可見，美元的貶值，并不只針對日元，還有聯邦德國。更要緊的是，兩個幣種貶值幅度也非常接近。
所以，趙衛(wèi)東認為，那種“日本為美元貶值單獨買單”的論調。
還是值得商榷的。
同樣，將“廣場協議”之后日本大泡沫，乃至之后20年經濟蕭條的原因，歸咎到日元升值的論斷，趙衛(wèi)東認為這也過于武斷。
泡沫的形成是三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要素：人性的貪婪。
從這點而言，德國和日本具有很強的可比性，都具有很強的動物精神。
事實上這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當時，兩國人民的表現完全符合“烏合之眾”的定義。
可以斷言，德國人和日本人的人性是趨于一致的。
事實上何止德國人和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乃至整個人類何嘗不是如此呢！投機泡沫既曾爆發(fā)于荷蘭，也曾爆發(fā)于法國、英國、美國、日本、東南亞、科威特，同樣曾爆發(fā)于中國。
從這點可見，人性貪婪并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差別，而是人類的共性。
再來看第二個要素：外部沖擊力。
于兩國而言，當時面對的誘發(fā)因素也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兩國都在承受著由“廣場協議”而造成的匯率波動。
問題來了，同樣的人性，同樣的本幣大幅升值。
為什么德國沒有爆發(fā)大泡沫，而日本卻爆發(fā)了呢？
趙衛(wèi)東知道，合理的解釋是，兩國在信用擴張方面，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
從1986年1月開始到1987年2月。
日本銀行為應對升值蕭條，防止通貨緊縮，連續(xù)5次降息，一直將中央銀行再貼現利率由5％下調到2.5％，這不僅是當時的日本歷史最低利率水平，也是當時世界主要發(fā)達國家中最低的水平。
與此同時。
1987年日本政府減稅1萬億日元，追加5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yè)投資，后又補充了2萬億日元的財政支出。
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使得日本的貨幣供應量持續(xù)上升，造成日本國內過剩資金劇增。
反觀相同時期的德國。
在馬克大幅升值的前提下，同樣也采取了信用擴張的貨幣政策。
于1987年1月將短期法定利率下調至3％。
但需要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德國人卻在財政政策上采取了緊縮政策。來自德國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德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1982年的3.3％逐年遞減至1987年的0.4％。
到了1987年年中，日本與德國紛紛擺脫了“廣場協議”匯率升值帶來的壓力，經濟開始趨于好轉。
與此同時，經濟中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也在增加。
此時，日本和德國均面臨著是繼續(xù)遵守“盧浮宮協議”，維持低利率、協調各國匯率的政策，還是為抑制國內可能發(fā)生的泡沫和通貨膨脹，而采取提高利率政策的矛盾選擇。
1987年2月盧浮宮協議。
主要為解決美元過度貶值對世界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日元對美元出現短暫性的大幅度貶值。
日本政府當時的態(tài)度和采取的措施是。
繼續(xù)采取維持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而德國則采取了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在1987年10月14日將短期利率提高至3.6％，同月15日再次提高至3.85％，到了1988年，西方各主要國家的經濟都出現了良好的勢頭，經濟增長率均高于1987年的水平。
日本也由1987年的4.3％上升至1988年的6.2％。
德國則由1.5％上升至3.7％。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