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猶太哲學家——萊維納斯

    萊維納斯1906年生于立陶宛一個猶太小資產階級家庭。萊維納斯十二歲時，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1923年，全家遷居法國，萊維納斯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學習，開始了他的哲學生涯。在斯特拉斯堡求學期間，最令他慶幸的是，他遇到四位對他一生具有重要影響的老師，他們是:查爾·布隆代爾、莫里斯·阿勒勃·瓦克斯、莫里斯·波拉狄納和亨利·加爾特隆。萊維納斯認為，這些可敬的老師是真正的人，“正是與這些老師的接觸，向我揭示了那么多知識，向我揭示了智慧、正直的偉大道德，展現了法蘭西大學教育特有的明晰與簡潔”。在大學學習期間，他還對涂爾干的社會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產生極大興趣。大學學習結束后，他已決心以哲學為生。

    只是在接觸了胡塞爾現象學之后，萊維納斯才真正發(fā)現以哲學為生、而又能不陷于教條體系的意義。在斯特拉斯堡，他與同學佩伊費共同翻譯了胡塞爾的《笛卡兒沉思》一書，這是胡塞爾在巴黎現象學講座的講課稿。為準備高等學業(yè)論文，佩伊費還向他推薦過《邏輯研究》一書，他認真而又耐心地研讀這部艱深難懂的著作，逐漸發(fā)現、領會了胡塞爾現象學的主要精神，為之沉迷。1928年，他赴德國弗萊堡，直接從師胡塞爾，當時胡塞爾講授的課程主要有“現象學心理學”“主體間性的構成”等。

    如果說，胡塞爾是萊維納斯有意尋找的思想導師，那么，在弗萊堡，海德格爾是他有幸碰到的。那時，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已經發(fā)表，這部巨著對萊維納斯的啟迪與影響是長久、深遠的。多少年之后談到這本書時，他仍然會流露出難以盡述的欣賞與傾慕。他認為，《存在與時間》是可以與柏拉圖的《斐多篇》、康德（i.kant）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柏格森的《論意識的直接材料》等相媲美的蓋世佳作。海德格爾思想的產生是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不能不吸收海德格爾的思想。萊維納斯曾經回憶那個時期海德格爾使他著迷的情況:“海德格爾確實使我著迷。那時，如要下午聽他的課，我必須上午就得占位置。那真是《存在與時間》的時代。那時人們絕對不會想到幾年以后他會采取那樣可悲的政治立場。由于海德格爾，我參加了他與《啟蒙哲學》的作者卡西爾的會談。這次會談確實是一個思想高峰。我還記得海德格爾身穿登山服，卡西爾穿著比較傳統(tǒng)，但卻給人以特殊的印象。我記得他那一頭白發(fā)顯得異常高貴?？ㄎ鳡栐谡勗捴袑５赂駹柕摹谑赖拇嬖凇隽嗽S多比喻，海德格爾講了很多有關康德的評論，我為卡西爾的勇氣，也同樣為海德格爾的從容、鎮(zhèn)靜而深深震動?！?br/>
    萊維納斯對海德格爾的崇敬一直保持至今。但是，海德格爾1933年與納粹的合作卻是萊維納斯不能忘記的一頁黑暗歷史。承認我對海德格爾的仰慕，常常使我感到羞愧。我們都知道海德格爾1933年的事情，即使那一段時間很短，即使他的許多有地位的學生都忘記了這段歷史。而于我，那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人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當希特勒分子……人們可以原諒許多德國人，但有的德國人卻很難讓人原諒。海德格爾就難以讓人原諒。對海德格爾的這一段經歷，萊維納斯態(tài)度始終明確，只不過比起讓凱勒維奇對海德格爾持徹底否定態(tài)度的學者們，他還是不放棄對海德格爾學術成就的肯定，也不愿意否定海德格爾的理論天才及海德格爾在哲學思想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30年，萊維納斯回到法國，加入法國籍。從1923年踏上法蘭西土地的時候，他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具有悠久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能夠容納各方異族來客的國家。他說:“她（法蘭西）使人發(fā)現這樣一個民族，人們可以憑藉精神和心靈——猶如憑藉種族——完全屬于她?！边@種熱愛伴隨著他走上漫長、艱苦而又獨樹一幟的哲學研究道路。這一年，萊維納斯年僅二十四歲，發(fā)表了在法國現象學思潮發(fā)展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觀理論》一書。這部著作是獻給他導師的禮物。萊維納斯始終如一忠實于胡塞爾現象學嚴格的科學方法，并把它作為自己的思維方法。1932年，萊維納斯又發(fā)表了法國第一篇研究海德格爾的文章:《馬丁·海德格爾和本體論》。這篇文章刊登在《法國和外國哲學研究雜志》上。這篇文章后來經過萊維納斯的修改、整理而匯集成《和胡塞爾與海德格爾一起發(fā)現實存》一書，于1949年發(fā)表。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萊維納斯以俄、德文翻譯身份應征入伍。1940年，他在漢納被捕。幾個月拘留之后，被遣往德國。由于穿著法軍軍服，受惠于日內瓦優(yōu)待俘虜的條約，他免于死亡，被送往集中營服苦役，在森林里做苦工。但在這期間，他在繁重地勞動之余，仍然閱讀了大量書籍，并且構思《從實存到實存者》一書的寫作。萊維納斯在集中營度過了整整五年時光。他的妻子留在法國，經過多人幫助才得以平安度過戰(zhàn)爭年代，而他留在立陶宛的親人們則慘遭納粹殺害，幾乎無一幸免。戰(zhàn)爭帶來的這一切，萊維納斯永遠難忘。他是在1945年回到巴黎的。

    戰(zhàn)爭后期及戰(zhàn)后期間，是存在主義的時代:沙特周圍有西蒙·德·波娃，梅洛·龐蒂等，在德國的囚禁使萊維納斯沒有涉足這個圈子，也沒有機會在沙特的《存在與虛無》發(fā)表之時閱讀這部法國存在主義運動時期最重要的代表巨著。也只是在戰(zhàn)后，他才重新發(fā)表著作。1947年，他發(fā)表了《從實存到實存者》，在書的卷首，他以極其平靜的口氣解釋了他與巴黎知識界的隔疏:在此收集的論文都始于戰(zhàn)前，大部分都是在集中營里斷續(xù)寫成的。在此所以提到集中營，并非為了保證這些論文的研究深度，也不是為了獲得寬容的權利，而是對本書之所以沒有提及1940年到1945年間發(fā)表的那么多精彩哲學著作的原因做了解釋。

    萊維納斯與沙特的關系，這里還想再說幾句。萊維納斯早在戰(zhàn)前就在有神論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家中見過沙特。后來在耶路撒冷大學授予沙特名譽博士稱號大會上會過面。最后是在沙特逝世前不久，萊維納斯去過沙特的住所，談論一篇即將在《現代》（lestempsmodernes）雜志發(fā)表的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文章。萊維納斯對沙特始終懷有敬意，欣賞他的天才，他的活力，他的深刻思想和參與的勇氣。不過，這兩位哲學家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沙特是介入的哲學家，是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而萊維納斯相比之下應該說是位純粹的學者。不妨提及一件有趣的小事:1964年，沙特被授予諾貝爾獎，但他拒絕了。萊維納斯這時寫了一封信給沙特，信中說由于沙特拒絕接受諾貝爾獎，就可能成為唯一有權利去埃及說服納賽爾與以色列和解的人，他說:“您是唯一能使納賽爾聽從的人?！钡牵腥烁嬖V他，沙特在接到他的信之后，竟然問:“這個萊維納斯，他是誰？”其實，據沙特的親密伴侶在《年華的力量》中所記，沙特是通過在圣·米歇爾大街上的書店里，發(fā)現了萊維納斯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觀理論》一書，從而接觸現象學的。當時，他一邊翻著書一邊說:“這都是我曾經想說的，可胡塞爾已經說過了?！?br/>
    確實，萊維納斯在戰(zhàn)后與涌向歷史與政治的風潮保持距離。他是書齋里的哲學家:默然無聲，遠離喧嘩，埋頭著書，精雕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與巴黎知識分子圈是隔絕的，只留一只腳在里面，卻幾乎沒有什么來往。五十年代初期，對萊維納斯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是他與蘇沙尼的結識。戰(zhàn)后，他任巴黎東方以色列師范學校的校長、哲學教授。他的摯友納爾松教授向他介紹了蘇沙尼這個外表古怪、衣衫破爛、踟躅巴黎街頭的天才猶太學者。蘇沙尼是個異乎尋常的人物，誰也不知道他來自何方，更不知道他的去向。這個猶太修士卻有著非凡的才學:他通曉三十多種語言——古代的和現代的——其中包括印度語和匈牙利語。他的法語極其純正，英語無懈可擊，甚至能用希伯來語一字不差的背誦猶太人研究《舊約》所依據的經典著作《佐哈》，而且他對現代物理學、數學都有極高的造詣。萊維納斯與他交往有二三年之久。萊維納斯為他在自己的住所里保留了一個房間，蘇沙尼每周來一二次。突然有一天，他說了聲“再見”，離開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有人說他后來死在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可能他是在那里教授核物理學。與蘇沙尼的接觸，使萊維納斯深深為猶太教精神所吸引，極大的影響了萊維納斯以后的哲學研究。

    1980年，萊維納斯曾說過:從德國集中營回到巴黎后，我認識了一位猶太傳統(tǒng)文化研究巨匠。他并不把與經典著作的關系當作慈悲或建樹的簡單關系，而是把它當作嚴格知識的方向。我要說出他的名字:他就是蘇沙尼。我今天發(fā)表的所有關于《塔木德》的研究成果，都多虧了他。這個外表像流浪漢的人，我要把他排在諸如胡塞爾或海德格爾那樣的大學者之列。

    與這位奇特學者的交往和學習，使萊維納斯在幾年之后就成為法國《塔木德》最優(yōu)秀的研究者之一。只不過，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猶太教精神的，他把這種精神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我感興趣的，是把《塔木德》涉及的各種問題放在哲學前景中考慮?！?br/>
    另一位德國猶太學者羅贊茲維格對萊維納斯也產生過重要的影響。羅贊茲維格幼年接受過希伯來文化教育，但由于生長于歐洲，很早就被歐洲基督教文化所同化。他曾經攻讀過醫(yī)學、歷史和哲學。他的許多親友都信仰基督教，他也長久懷有此心。在決心與猶太教決裂之前，他來到柏林的一座猶太教堂，準備做最后的告別。而就在此時，他突然意識到了猶太教的深刻存在，又決心不再改宗教信仰。他要借助基督教道路繼續(xù)他的猶太教信仰。他把自己宗教追求的復雜經歷與體驗寫成堪稱猶太思想史的獨特巨著《拯救之星》。這部書首先吸引萊維納斯的是它對黑格爾的整體性和作為內在暴力的國家概念的批判，這些深刻批判也來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親身經歷和生與死的體驗。這部著作向基督教接近的傾向也影響了萊維納斯，他認為羅贊茲維格展現的是一種現代猶太教:真理從本質上講（完全不是由于歷史變故）只以兩種形式表現: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形式，二者不可互相取代，也不可互相依靠；但是，它們又是互相不可缺少的，而且絕沒有優(yōu)劣之分。羅贊茲維格認為:猶太人身在天主旁邊的時候，而世界還沒有；但基督教的形式是為那些沒有在天主旁邊而想通過世界趨近天主的人。耶酥的形象趨向上帝，召喚著世上的一切人；而在猶太教中，這種趨向已經實現，但卻不是對所有的人。萊維納斯認為羅贊茲維格是在宗教歷史上第一次指出兩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真理是可能在互不相合的情況下互相理解的人:有我們，也有其他人。基督教與猶太教可以調和，但不是綜合，而是一種共生，平行同在，人類會因為這種共生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正是受到這種傾向的影響，萊維納斯始終堅持這樣的思想:對基督教接近的標志在于這樣的純凈的運動，進行這種運動的人超越了任何意欲，對于不屬于他信仰的歷史與遭遇的過程不做任何損傷與判斷，而只是對之進行闡釋。在萊維納斯看來，羅贊茲維格要重新復活、重新思考猶太教，他提出的問題屬于普遍世界。

    五十年代以后，萊維納斯對猶太教的研究以及與蘇沙尼、羅贊茲維格等猶太學者的接觸，使他的哲學研究日益深入，范圍也愈加廣泛。1961年，萊維納斯發(fā)表了《整體與無限》（totaliteetinfini），副標題是“論外在性”，1963年發(fā)表了《困難的自由》（difficileliberte），副標題是“論猶太教（essaisurlejudasme)，1968年又發(fā)表了《塔木德研究論文四篇》（qutrelecturestalmudiques）。在此期間，萊維納斯1964年始任波蒂埃大學哲學教授，1967年回到巴黎，任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教授。

    的確，萊維納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一直致力于著書立說，與外界絕少交往。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涉及諸如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或越南戰(zhàn)爭等重大事件。他與形形色色地動蕩、激烈的歷史事件總是相隔有距，他以一種智者的立場進行觀察、思考。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他的著作總體中了解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一貫觀點。

    比如，在“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的思想統(tǒng)治知識界的時候，萊維納斯在激烈的辯論中從沒有與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直接交鋒，但他的著作實實在在地表明:實際情況與這個論斷恰恰相反。他在后來的談話中不止一次談到他對馬克思主義中所說的對他人的重視表示欣賞，但他對反壓迫運動中表現出的暴力，對共產主義的仁慈中包含的專制基礎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認為是難以原諒的。

    這一貫的態(tài)度也體現了他在六十年代末發(fā)生的震驚法國直至歐洲的“五月風暴”中所持的立場上。對于“五月風暴”，萊維納斯當時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評論，人們所知道的是，這位巴黎農泰爾大學的教授對這次風潮持有一種明顯的保留態(tài)度:他在學潮期間，每天夾著皮包準時走進空空的教室，然后再夾著皮包離開。他極其反感的看到了他的親密同事、好友，那么善良、友好地對待學生運動的哲學系主任保爾·李克爾竟當眾被自己的學生嘲笑、侮辱，這令他難以忍受。他還提到過另一個令他反感的場面，“天